第 853 章 一群畜生的狂欢，自上而下的畸形心态。
与中国国内这种哀鸿遍野、悲愤交加、同仇敌忾形成极其鲜明而又刺眼对比的，是一海之隔的日本本土。
日本东京，繁华的银座街头。
六月初的东京，初夏的微风中夹杂着东京湾海水的咸腥味。
此时的银座街头，各大新闻社雇了飞机和宣传车，把一张张号外传单，如雪片一般，撒得漫天都是，白花花地铺满了整条街。
日本国内的《朝日新闻》、《读卖新闻》、《每日新闻》、《东京日日新闻》等各大主流报纸。
纷纷以整版甚至头版的超大篇幅，用最为狂热、嚣张和傲慢的口吻，将《塘沽协定》的签订视为关东军乃至大日本帝国的“巨大胜利”！
报纸上，那些粗黑的日文标题极尽张狂之能事，字里行间透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。
“皇蝗威武，华北门户已开！金陵政府屈膝求和！”
“支那屈服，帝国满蒙权益得到绝对确立！大日本帝国武运长久！”
其实，这份狂热，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埋下了引线。
这一年三月，日本刚刚宣布退出国际联盟。
那位在国联大会上拂袖而去、率团退场的松冈洋右，回到国内，非但没有因为把日本推向国际孤立而遭人唾骂，反倒被成千上万的民众当成了盖世英雄。
一路从码头到车站，夹道欢迎，被人硬生生捧成了“离开国联的男子汉”。
紧接着，又是伪“满洲国”建国一周年等种种庆典。
这几桩事一件接一件，早已把这个岛国上下，煽动得如同一锅烧到沸点的滚油。
如今《塘沽协定》一签，华北的大门被生生撞开，这锅滚油，便再也压不住，轰然沸腾起来。
其实，自昭和初期的经济大萧条以来，日本国内矛盾重重。
日本军部高层，正是利用了底层民众对贫穷的恐惧，将侵略我国粉饰为寻找“帝国生命线”的圣战。
如今，被军国主义思想彻底洗脑的日本国民，在看到报纸后的第一时间。
非但没有对侵略他国、屠杀无辜平民感到哪怕一丝一毫的愧疚，反而再次陷入了疯狂的沸腾与狂欢之中！
整个日本，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精神病院。
成千上万的日本民众，犹如被打了强心剂的疯子，自发地从工厂、学校和家中涌上街头。
东京的各大百货店，一夜之间，橱窗里全换上了应景的陈设——三越百货把整面墙的橱窗，布置成了华北的沙盘地图，一面面小小的膏药旗，密密麻麻地插满了从山海关到北平城下的每一处地界。
引得路过的行人纷纷驻足，指指点点，脸上尽是那种得了便宜的兴奋。
银座的料理屋、居酒屋里，早已座无虚席，男人们端着清酒，一杯接一杯地干，嘴里翻来覆去地嚷着“祝捷”、“万岁”。
那些平日里矜持的商家，甚至把清酒的木桶直接抬到店门口，敞开了供人白喝，一时间，整条街上，酒气熏天。
夜幕降临，这场癫狂，被推向了顶点。
男人们穿着传统的和服或者西装，领带被扯得歪歪扭扭，手里举着清酒瓶又叫又跳。
女人们穿着传统的浴衣，还有无数胸前系着白色布条的“国防妇人会”的家庭主妇，她们在街头狂热地为出征的士兵缝制“千人针”。
（千人针是日本文化中的护身符，由上千名女性各缝一针制成，用以祈福士兵平安归来）
甚至连那些牙牙学语、才刚刚学会走路的孩童，都被父母换上了迷你的军装。
手里挥舞着那刺眼的膏药旗，用稚嫩的声音哼着充满杀戮气息的调子，在街头举行了盛大而癫狂的“提灯游行”。
这本是日本人逢年过节、庆贺喜事的旧俗，如今却被用来庆祝一场踏着邻国尸骨换来的胜利。
夜晚的东京，被无数印着“武运长久”、“祝捷”、“蝗军大胜”字样的红白纸灯笼照得亮如白昼。
犹如蝗潮般的蝗虫们，汇聚在蝗居的广场前。
那一张张在灯笼红光映照下显得扭曲而亢奋的面孔，在酒精和军国主义狂热的催化下，爆发出阵阵歇斯底里的狂吼：“天闹黑卡！板载——！”
“大日本帝国蝗军，板载——！”
木屐踏在柏油路上，密密麻麻，混着艺伎敲打的太鼓声、军乐团奏起的《君之代》，吵得人耳膜生疼。
收音机里，NHK的播音员用那种亢奋到变调的嗓音，一遍又一遍地播报着“赫赫战果”。
街头的孩童们，则被大人教着，排成一队，唱起了那些新编的、鼓吹侵略的军歌。
男人们相互敬酒，勾肩搭背，大声的谈论着帝国的勇武。
女人们捂着嘴，喜极而泣，仿佛它们的丈夫、儿子，当真在战场上立下了什么盖世的功勋。
它们载歌载舞，男人相互敬酒，女人喜极而泣，仿佛他们才是世界上最正义、最委屈的民族。
它们肆无忌惮地庆祝着他们通过赤裸裸的武力和侵略、踩着无数我国军民的尸骨所掠夺来的可耻胜利。
在东京的一处高级料亭内，几名军部的将官正搂着艺伎，推杯换盏。
“支那人，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劣等民族！”一名满脸横肉的大佐将杯中的清酒一饮而尽，嚣张地大笑道。
“只需蝗军稍微展露一下武力，他们就会乖乖地把华北大门敞开！”
“用不了多久，不仅是华北，就是整个支那和东亚，都将臣服在天蝗陛下的脚下！”
这种将整个民族的狂欢，建立在一个古老邻邦的屈辱与鲜血之上的丑陋嘴脸，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深入骨髓的病态、贪婪与残忍。
而这场自下而上的癫狂背后，真正的病根，却是藏在那座戒备森严的宫墙和军部的那些高层身上。
就在银座的灯笼照亮夜空的同一日，蝗居之内，那位被亿万臣民奉若神明的愚人天蝗，再次换上了一身戎装——大元帅的军服。
个子矮小如猴的它站在御前，竭力控制着内心的激动，接受了内阁与军部呈上的“华北大捷”奏报。
随后，它颁下了一道褒奖关东军将士的敕语。
这道敕语，第二天便由内阁通令全国，各大报纸争相刊载，摆在了比协定条款本身更为显眼的位置。
在那些被军国主义洗透了脑子的国民眼里，天蝗亲颁敕语，亲着戎装，便是这场“圣战”最神圣不过的加冕。
可这位躲在深宫、双手看似干净的“现人神”，却用这一道轻飘飘的敕语，为关东军那一路踏过来的、沾满我国军民鲜血的屠刀，镀上了一层庄严的金边。
宫墙之外的臣民，只顾着朝那二重桥叩首高呼“万岁”。
却没有一个人想过，正是这宫墙之内的默许与嘉勉，才是纵容那群豺狼一次次越境南下、贪得无厌的真正源头。
而在陆军省那间灯火通明的大厅里，另一场只属于少数人的庆功宴，也正推向高潮。
一身戎装、留着两撇标志性八字胡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，端着一只斟满清酒的酒盏，满面红光，嗓门大得几乎要把屋内人的耳膜撕裂。
这位蝗道派的头面人物，向来是军中最狂热、最善于蛊惑人心的一个。
平时只要开口，便是“皇道”、“圣战”、“大和魂”这一套。
此刻，它举着酒盏，环视着满堂的将佐，得意忘形地大放厥词：“诸君！武藤君在满洲，替帝国砸开了华北的大门！”
“这，只是个开始！”
“支那不过是一盘散沙，一群各自为政的军阀，只要我蝗军的刺刀再往前挺一挺，整个华北，整个支那，迟早都是帝国的囊中之物！”
整个屋内的将佐们，轰然应和，举盏相庆，屋内到处都是一片“万岁”之声。
坐在一旁的外相内田康哉，捻着胡须，慢条斯理地接过话头。
这位年迈的老外交官，正是那个在议会上，为了满蒙权益，公然叫嚣“纵使把日本国土化为焦土，也在所不惜的”焦土外交鼓吹者。
它眯着眼，语气阴冷的说：“荒木君所言极是，这份《塘沽协定》，妙就妙在——它不叫割地，也不叫赔款，只叫‘停战’。”
“这一停，长城以南、平津之北那一大片地界，便成了不设防的‘非武装区’。”
“名义上，它还是支那的地。”
“可实际上，它已经是帝国伸手就能拿的一块肥肉了。”
众人闻言，又是一阵心照不宣的哄笑。
这一群衣冠楚楚、佩着军刀勋章的所谓“帝国精英”，聚在这富丽堂皇的大厅里，觥筹交错，谈笑风生。
它们口中轻飘飘吐出的每一个字，背后，都是长城脚下堆积如山的我国军人的尸骨，是华北大地上无数流离失所、家破人亡的百姓的血泪。
可在这些人的眼里，那些鲜活的性命，不过是它们向天皇邀功、向国民表功的一串冰冷数字，是酒盏里晃动着的、庆功的谈资罢了。
第二天上午，还有那丧心病狂的报社，专门辟出版面，连载所谓的“勇士美谈”。
把那些在长城一线，屠戮中国军民最多的日军军官，一个个描绘成“军神”，配上照片，供国民瞻仰膜拜。
学校里，这些本该教知识、教礼义廉耻的日本老师们，竟然在课堂上带着学生对着华北的地图，扭曲了历史真相，肆意鼓吹所谓的“蝗军的赫赫武功”。
工厂里，工厂的领导们亲自赶到现场，带领着工人们高呼口号，宣誓要为“圣战”多造一颗子弹、多打一发炮弹。
这，便是1933年的日本——一个从蝗皇到平民、从将军到孩童，都已被军国主义的毒液，浸透了骨髓的岛国。
它们把一整个民族的狂欢，架在了另一个古老邻邦的屈辱与鲜血之上。
那副贪婪而残忍的丑陋嘴脸，暴露得淋漓尽致，连一丝一毫的遮掩，都懒得去做。
从深宫里那位默许一切的“现人神”，到陆军省里这群嗜血成性的军部狂人，再到银座街头那被彻底煽动起来的、癫狂的芸芸众生。
1933年的日本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早已是一部被军国主义彻底绑上战车、再也刹不住闸的疯狂机器。
这样一个举国若狂的国度，这样一群贪得无厌的豺狼，是绝不可能因为一纸《塘沽协定》，便就此收手的。
它们的胃口，只会越撑越大。
它们的刺刀，也终将，一寸一寸地，捅向这片古老土地更深的腹地。
海那边的欢呼声越是高昂，海这边的四万万同胞心口的痛，便越是钻心刺骨。
这份痛，压得越深，日后要还的这笔血债，便也只会，越滚越重。
而且它们会切身体会到，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！
就在它们还沉浸在庆祝时，冯奉先在这个国民绝望的时刻，竖起了抗日的大旗！
虽然，他有私心，可他终究是做出了“逆流而上”的盛举！重新让绝望的国民看到了一丝希望！
（历史是可查的！日本人即便死不承认，可它们当时也记录了许多庆祝的资料！）
（就这，曾经有位书友指责我，说三号不应该卖给日本人。他说：日本人坏，是高层坏，不能残害无辜百姓！）
（无辜吗？战争红利它们吃着，还叫无辜？）
（乱世先杀圣母，这句话是真的一点都没错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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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东京，繁华的银座街头。
六月初的东京，初夏的微风中夹杂着东京湾海水的咸腥味。
此时的银座街头，各大新闻社雇了飞机和宣传车，把一张张号外传单，如雪片一般，撒得漫天都是，白花花地铺满了整条街。
日本国内的《朝日新闻》、《读卖新闻》、《每日新闻》、《东京日日新闻》等各大主流报纸。
纷纷以整版甚至头版的超大篇幅，用最为狂热、嚣张和傲慢的口吻，将《塘沽协定》的签订视为关东军乃至大日本帝国的“巨大胜利”！
报纸上，那些粗黑的日文标题极尽张狂之能事，字里行间透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。
“皇蝗威武，华北门户已开！金陵政府屈膝求和！”
“支那屈服，帝国满蒙权益得到绝对确立！大日本帝国武运长久！”
其实，这份狂热，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埋下了引线。
这一年三月，日本刚刚宣布退出国际联盟。
那位在国联大会上拂袖而去、率团退场的松冈洋右，回到国内，非但没有因为把日本推向国际孤立而遭人唾骂，反倒被成千上万的民众当成了盖世英雄。
一路从码头到车站，夹道欢迎，被人硬生生捧成了“离开国联的男子汉”。
紧接着，又是伪“满洲国”建国一周年等种种庆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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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《塘沽协定》一签，华北的大门被生生撞开，这锅滚油，便再也压不住，轰然沸腾起来。
其实，自昭和初期的经济大萧条以来，日本国内矛盾重重。
日本军部高层，正是利用了底层民众对贫穷的恐惧，将侵略我国粉饰为寻找“帝国生命线”的圣战。
如今，被军国主义思想彻底洗脑的日本国民，在看到报纸后的第一时间。
非但没有对侵略他国、屠杀无辜平民感到哪怕一丝一毫的愧疚，反而再次陷入了疯狂的沸腾与狂欢之中！
整个日本，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精神病院。
成千上万的日本民众，犹如被打了强心剂的疯子，自发地从工厂、学校和家中涌上街头。
东京的各大百货店，一夜之间，橱窗里全换上了应景的陈设——三越百货把整面墙的橱窗，布置成了华北的沙盘地图，一面面小小的膏药旗，密密麻麻地插满了从山海关到北平城下的每一处地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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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平日里矜持的商家，甚至把清酒的木桶直接抬到店门口，敞开了供人白喝，一时间，整条街上，酒气熏天。
夜幕降临，这场癫狂，被推向了顶点。
男人们穿着传统的和服或者西装，领带被扯得歪歪扭扭，手里举着清酒瓶又叫又跳。
女人们穿着传统的浴衣，还有无数胸前系着白色布条的“国防妇人会”的家庭主妇，她们在街头狂热地为出征的士兵缝制“千人针”。
（千人针是日本文化中的护身符，由上千名女性各缝一针制成，用以祈福士兵平安归来）
甚至连那些牙牙学语、才刚刚学会走路的孩童，都被父母换上了迷你的军装。
手里挥舞着那刺眼的膏药旗，用稚嫩的声音哼着充满杀戮气息的调子，在街头举行了盛大而癫狂的“提灯游行”。
这本是日本人逢年过节、庆贺喜事的旧俗，如今却被用来庆祝一场踏着邻国尸骨换来的胜利。
夜晚的东京，被无数印着“武运长久”、“祝捷”、“蝗军大胜”字样的红白纸灯笼照得亮如白昼。
犹如蝗潮般的蝗虫们，汇聚在蝗居的广场前。
那一张张在灯笼红光映照下显得扭曲而亢奋的面孔，在酒精和军国主义狂热的催化下，爆发出阵阵歇斯底里的狂吼：“天闹黑卡！板载——！”
“大日本帝国蝗军，板载——！”
木屐踏在柏油路上，密密麻麻，混着艺伎敲打的太鼓声、军乐团奏起的《君之代》，吵得人耳膜生疼。
收音机里，NHK的播音员用那种亢奋到变调的嗓音，一遍又一遍地播报着“赫赫战果”。
街头的孩童们，则被大人教着，排成一队，唱起了那些新编的、鼓吹侵略的军歌。
男人们相互敬酒，勾肩搭背，大声的谈论着帝国的勇武。
女人们捂着嘴，喜极而泣，仿佛它们的丈夫、儿子，当真在战场上立下了什么盖世的功勋。
它们载歌载舞，男人相互敬酒，女人喜极而泣，仿佛他们才是世界上最正义、最委屈的民族。
它们肆无忌惮地庆祝着他们通过赤裸裸的武力和侵略、踩着无数我国军民的尸骨所掠夺来的可耻胜利。
在东京的一处高级料亭内，几名军部的将官正搂着艺伎，推杯换盏。
“支那人，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劣等民族！”一名满脸横肉的大佐将杯中的清酒一饮而尽，嚣张地大笑道。
“只需蝗军稍微展露一下武力，他们就会乖乖地把华北大门敞开！”
“用不了多久，不仅是华北，就是整个支那和东亚，都将臣服在天蝗陛下的脚下！”
这种将整个民族的狂欢，建立在一个古老邻邦的屈辱与鲜血之上的丑陋嘴脸，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深入骨髓的病态、贪婪与残忍。
而这场自下而上的癫狂背后，真正的病根，却是藏在那座戒备森严的宫墙和军部的那些高层身上。
就在银座的灯笼照亮夜空的同一日，蝗居之内，那位被亿万臣民奉若神明的愚人天蝗，再次换上了一身戎装——大元帅的军服。
个子矮小如猴的它站在御前，竭力控制着内心的激动，接受了内阁与军部呈上的“华北大捷”奏报。
随后，它颁下了一道褒奖关东军将士的敕语。
这道敕语，第二天便由内阁通令全国，各大报纸争相刊载，摆在了比协定条款本身更为显眼的位置。
在那些被军国主义洗透了脑子的国民眼里，天蝗亲颁敕语，亲着戎装，便是这场“圣战”最神圣不过的加冕。
可这位躲在深宫、双手看似干净的“现人神”，却用这一道轻飘飘的敕语，为关东军那一路踏过来的、沾满我国军民鲜血的屠刀，镀上了一层庄严的金边。
宫墙之外的臣民，只顾着朝那二重桥叩首高呼“万岁”。
却没有一个人想过，正是这宫墙之内的默许与嘉勉，才是纵容那群豺狼一次次越境南下、贪得无厌的真正源头。
而在陆军省那间灯火通明的大厅里，另一场只属于少数人的庆功宴，也正推向高潮。
一身戎装、留着两撇标志性八字胡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，端着一只斟满清酒的酒盏，满面红光，嗓门大得几乎要把屋内人的耳膜撕裂。
这位蝗道派的头面人物，向来是军中最狂热、最善于蛊惑人心的一个。
平时只要开口，便是“皇道”、“圣战”、“大和魂”这一套。
此刻，它举着酒盏，环视着满堂的将佐，得意忘形地大放厥词：“诸君！武藤君在满洲，替帝国砸开了华北的大门！”
“这，只是个开始！”
“支那不过是一盘散沙，一群各自为政的军阀，只要我蝗军的刺刀再往前挺一挺，整个华北，整个支那，迟早都是帝国的囊中之物！”
整个屋内的将佐们，轰然应和，举盏相庆，屋内到处都是一片“万岁”之声。
坐在一旁的外相内田康哉，捻着胡须，慢条斯理地接过话头。
这位年迈的老外交官，正是那个在议会上，为了满蒙权益，公然叫嚣“纵使把日本国土化为焦土，也在所不惜的”焦土外交鼓吹者。
它眯着眼，语气阴冷的说：“荒木君所言极是，这份《塘沽协定》，妙就妙在——它不叫割地，也不叫赔款，只叫‘停战’。”
“这一停，长城以南、平津之北那一大片地界，便成了不设防的‘非武装区’。”
“名义上，它还是支那的地。”
“可实际上，它已经是帝国伸手就能拿的一块肥肉了。”
众人闻言，又是一阵心照不宣的哄笑。
这一群衣冠楚楚、佩着军刀勋章的所谓“帝国精英”，聚在这富丽堂皇的大厅里，觥筹交错，谈笑风生。
它们口中轻飘飘吐出的每一个字，背后，都是长城脚下堆积如山的我国军人的尸骨，是华北大地上无数流离失所、家破人亡的百姓的血泪。
可在这些人的眼里，那些鲜活的性命，不过是它们向天皇邀功、向国民表功的一串冰冷数字，是酒盏里晃动着的、庆功的谈资罢了。
第二天上午，还有那丧心病狂的报社，专门辟出版面，连载所谓的“勇士美谈”。
把那些在长城一线，屠戮中国军民最多的日军军官，一个个描绘成“军神”，配上照片，供国民瞻仰膜拜。
学校里，这些本该教知识、教礼义廉耻的日本老师们，竟然在课堂上带着学生对着华北的地图，扭曲了历史真相，肆意鼓吹所谓的“蝗军的赫赫武功”。
工厂里，工厂的领导们亲自赶到现场，带领着工人们高呼口号，宣誓要为“圣战”多造一颗子弹、多打一发炮弹。
这，便是1933年的日本——一个从蝗皇到平民、从将军到孩童，都已被军国主义的毒液，浸透了骨髓的岛国。
它们把一整个民族的狂欢，架在了另一个古老邻邦的屈辱与鲜血之上。
那副贪婪而残忍的丑陋嘴脸，暴露得淋漓尽致，连一丝一毫的遮掩，都懒得去做。
从深宫里那位默许一切的“现人神”，到陆军省里这群嗜血成性的军部狂人，再到银座街头那被彻底煽动起来的、癫狂的芸芸众生。
1933年的日本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早已是一部被军国主义彻底绑上战车、再也刹不住闸的疯狂机器。
这样一个举国若狂的国度，这样一群贪得无厌的豺狼，是绝不可能因为一纸《塘沽协定》，便就此收手的。
它们的胃口，只会越撑越大。
它们的刺刀，也终将，一寸一寸地，捅向这片古老土地更深的腹地。
海那边的欢呼声越是高昂，海这边的四万万同胞心口的痛，便越是钻心刺骨。
这份痛，压得越深，日后要还的这笔血债，便也只会，越滚越重。
而且它们会切身体会到，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！
就在它们还沉浸在庆祝时，冯奉先在这个国民绝望的时刻，竖起了抗日的大旗！
虽然，他有私心，可他终究是做出了“逆流而上”的盛举！重新让绝望的国民看到了一丝希望！
（历史是可查的！日本人即便死不承认，可它们当时也记录了许多庆祝的资料！）
（就这，曾经有位书友指责我，说三号不应该卖给日本人。他说：日本人坏，是高层坏，不能残害无辜百姓！）
（无辜吗？战争红利它们吃着，还叫无辜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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