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五十一章 特殊的团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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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年九月傍晚,郑州南郊佛岗村。
收废品的三轮车轧着坑洼的路面哐当哐当地骑过,下班的纺织厂女工三三两两往村里走,身上和裤脚都沾着棉纱。
家家户户的烟囱飘出煤烟,混着炝锅的葱花味,裹在燥热的风里。
村子最东头的一家小卖部门口,灯泡拉得很低,昏黄的光铺在半袋水泥、几捆啤酒和一排玻璃瓶装的橘子汽水上面。
张书海正蹲在柜台后面的小马扎上,就着灯泡的光算当天的账。
他四十出头,平顶山叶县人,来郑州快三年了。
他长得方脸,颧骨高,皮肤晒得黝黑,手指粗短,指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水泥灰,那是他早些年干装修留下的。
当年他带着两个儿子在工地包活,去年工程赔了,欠下两万多块外债,工人们堵着他家的门要工钱,他实在扛不住,才带着老婆孩子躲到了郑州,盘下了这间巴掌大的小卖部讨生活。
说是小卖部,其实就是间临路的小平房,前半截卖货,后半截隔出来住人。
张书海老婆王秀芹在后面的煤球炉上熬玉米糁,两个儿子张宏超、张宏涛刚从工地打零工回来,蹲在门槛上擦脸上的灰。
大儿子张宏超十九岁,随父亲,性子烈,胆子大,工地上跟人吵架,抄起砖头就敢上。
二儿子张宏涛小两岁,性子慢,话少,心细,算账、点货从来没错过。
就这样,张书海一家在佛岗村住了快一年,邻里老乡都喊张书海 “老张”,都说他是个能人,脑子活,主意正,干什么都像模像样。
村里谁家盖房拉个料、谁家出去找个活,都愿意来找他打听。
他也总是笑呵呵的,递根五毛钱的许昌烟,话不多,却总能给人出个主意。
但没人知道他家里也有本难念的经。他的小卖部一天流水也就百八十块,除去房租、进货钱,剩不下几个子。
外债压在心头,始终像块石头。大儿子快说媳妇了,二儿子也差不了几年,样样都要钱。
他夜里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地想,靠这个小卖部,熬到死也熬不出头。
所以他总在琢磨干什么来钱快。
张书海每周都要骑着二八自行车去市区进货,必经一条叫淮河路的马路。
淮河路上有家信用社,就在路边。
灰牌子,玻璃门,每天下午四点多,张书海都能看到有穿着蓝制服的信用社职员拎着加厚帆布款包,从门口走到停在路边的白色金杯面包车上 —— 那就是信用社的运钞车,没贴标识,也没见穿制服的押运员,跟普通拉货的面包车没两样。
第一次注意到的时候,他只是下意识地多看了两眼。那帆布款包鼓鼓囊囊的,看起来一袋子就有好几万,抵他小卖部大半年的流水。
后来每次路过,他都忍不住要看。看得多了,心思就慢慢活了。
他观察过,信用社不大,就两个柜台,值班的多是女职员,保安也就一个半大老头,手里有根橡胶棍,但未必抡得动。
这信用社门口几十米就是公交站,人来人往杂得很;旁边连着成片的老居民区,巷子四通八达,往南绕两个弯就能顺回城中村的方向,连主路都不用走。
90 年代中期的郑州,正是遍地机会也遍地漏洞的时候。
二七商圈的百货大楼天天人挤人,街边的银行、信用社开得像雨后春笋,安保却松得很——没有防弹玻璃,没有联动报警,运钞车就是普通的面包车,连个武装押运的都没有。
城中村更是三不管地带,外来人口来了又走,没人登记,没人核查,藏几个人、藏点东西,神不知鬼不觉。
张书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——抢信用社的钱。
起初这念头只敢在脑子里闪一下,闪完他自己都心里发怵,啐一口暗骂自己是混账。
他不是不懂轻重。年轻时候在老家也听过公审大会,抢劫银行是什么罪名,他清楚。
那是杀头的罪,抓住了就是五花大绑押去刑场,吃枪子儿。
早先在工地再难,他也顶多是拖欠工钱、偷点工地边角料卖,从来没敢碰过这种掉脑袋的买卖,连想也不敢想。
可现实的难处,就像磨盘,一天天在他心上碾。
两万多的外债,像座山压着。老家的爹娘捎信来,说要账的天天堵着他院门骂;大儿子宏超眼看着就到了说亲的年纪,老家规矩,盖房、彩礼、三金,哪一样不要钱?
二儿子宏涛读书不行,早晚也要跟着他出来讨生活,总不能一辈子蹲工地搬砖。
他掰着指头算过,就靠他这个小卖部,一天赚个十块八块,除去吃喝房租,一年攒不下一千块,要还清债,再给儿子们安家,得熬到猴年马月?
因此每次路过这个信用社,看着那鼓鼓囊囊的帆布款包,他心里就有两个声音打架。
一个说:不能碰,碰了就是万劫不复,一家子都要跟着栽进去。
另一个却说:就干一次,算准了时间,摸透了路线,过去抢了就走,神不知鬼不觉。
几万块钱拿回来,债清了,家安了,这辈子都不用再受穷。
夜里躺在硬板床上,他翻来覆去地想,烟抽了一根又一根。王秀芹在旁边睡得沉,呼吸均匀,他却盯着黑糊糊的房梁,一盯就是半宿。
他心里的那个火苗正越压越旺。
有天晚上关了店门,王秀芹收拾完碗筷去里屋看电视了,张书海把两个儿子叫到了柜台后面的小隔间里。
门关严了,灯泡拉得很低,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,歪歪扭扭的。
他摸出烟,给两个儿子各递了一根,自己也点上,抽了两口,开门见山说道:“有个来钱快的活,你们敢不敢干?”
张宏超正低头点烟,听父亲这么问,就抬起头,眼睛也亮了:“来钱快?是啥活?”
张宏涛捏着烟没点,看着他爹,没吭声。
“淮河路那家城市信用社,” 张书海压低声音说,“里面钱不少,安保松。我观察了好一阵了,下午四点多钟人最少,进去控制住人,拿了钱就走,前后超不过十分钟。”
屋里顿时静了下来。
张宏超咽了口唾沫说:“抢银行?爹,那可是杀头的罪!”
“干得利索,就没人知道。” 张书海弹了弹烟灰说,“我没打算找外人。就咱们爷仨。自家人,嘴最严,不会出卖,也不会分赃不均闹矛盾。干完这一票,把债还了,剩下的回老家买地盖房,再也不出来了。”
他看向二儿子:“宏涛,你说呢?”
张宏涛眉头皱着,小声说:“万一被抓了……”
“没有万一。” 张书海打断他,语气里带着家长式的不容置疑,“我都算过了,路线、时间、怎么进、怎么撤,门儿清。只要咱们自己不说,没人能想到是咱们干的。你看村里那么多打工的,警察查得过来吗?”
他顿了顿,又补充道:“就干这一次。干完就收手,以后踏踏实实过日子。”
张宏超率先点了头说:“干!反正穷也是穷着,干成了就翻身了。”
张宏涛见哥哥答应了,爹又看着自己,犹豫了一下,也慢慢点了点头。
那天晚上,小隔间的灯亮到了后半夜。
张书海拿着铅笔,在一张烟盒纸背面画信用社周边的地形图,一条巷子一条巷子地标,讲每个人的站位、动作、撤退的先后顺序。
两个儿子凑在旁边听,偶尔插一句嘴,大多时候是他说,他们听。
窗外的村子早就静了,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。
没人知道,这间不起眼的小平房里,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抢劫团伙,就在这个普通的夜晚,悄无声息地成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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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废品的三轮车轧着坑洼的路面哐当哐当地骑过,下班的纺织厂女工三三两两往村里走,身上和裤脚都沾着棉纱。
家家户户的烟囱飘出煤烟,混着炝锅的葱花味,裹在燥热的风里。
村子最东头的一家小卖部门口,灯泡拉得很低,昏黄的光铺在半袋水泥、几捆啤酒和一排玻璃瓶装的橘子汽水上面。
张书海正蹲在柜台后面的小马扎上,就着灯泡的光算当天的账。
他四十出头,平顶山叶县人,来郑州快三年了。
他长得方脸,颧骨高,皮肤晒得黝黑,手指粗短,指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水泥灰,那是他早些年干装修留下的。
当年他带着两个儿子在工地包活,去年工程赔了,欠下两万多块外债,工人们堵着他家的门要工钱,他实在扛不住,才带着老婆孩子躲到了郑州,盘下了这间巴掌大的小卖部讨生活。
说是小卖部,其实就是间临路的小平房,前半截卖货,后半截隔出来住人。
张书海老婆王秀芹在后面的煤球炉上熬玉米糁,两个儿子张宏超、张宏涛刚从工地打零工回来,蹲在门槛上擦脸上的灰。
大儿子张宏超十九岁,随父亲,性子烈,胆子大,工地上跟人吵架,抄起砖头就敢上。
二儿子张宏涛小两岁,性子慢,话少,心细,算账、点货从来没错过。
就这样,张书海一家在佛岗村住了快一年,邻里老乡都喊张书海 “老张”,都说他是个能人,脑子活,主意正,干什么都像模像样。
村里谁家盖房拉个料、谁家出去找个活,都愿意来找他打听。
他也总是笑呵呵的,递根五毛钱的许昌烟,话不多,却总能给人出个主意。
但没人知道他家里也有本难念的经。他的小卖部一天流水也就百八十块,除去房租、进货钱,剩不下几个子。
外债压在心头,始终像块石头。大儿子快说媳妇了,二儿子也差不了几年,样样都要钱。
他夜里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地想,靠这个小卖部,熬到死也熬不出头。
所以他总在琢磨干什么来钱快。
张书海每周都要骑着二八自行车去市区进货,必经一条叫淮河路的马路。
淮河路上有家信用社,就在路边。
灰牌子,玻璃门,每天下午四点多,张书海都能看到有穿着蓝制服的信用社职员拎着加厚帆布款包,从门口走到停在路边的白色金杯面包车上 —— 那就是信用社的运钞车,没贴标识,也没见穿制服的押运员,跟普通拉货的面包车没两样。
第一次注意到的时候,他只是下意识地多看了两眼。那帆布款包鼓鼓囊囊的,看起来一袋子就有好几万,抵他小卖部大半年的流水。
后来每次路过,他都忍不住要看。看得多了,心思就慢慢活了。
他观察过,信用社不大,就两个柜台,值班的多是女职员,保安也就一个半大老头,手里有根橡胶棍,但未必抡得动。
这信用社门口几十米就是公交站,人来人往杂得很;旁边连着成片的老居民区,巷子四通八达,往南绕两个弯就能顺回城中村的方向,连主路都不用走。
90 年代中期的郑州,正是遍地机会也遍地漏洞的时候。
二七商圈的百货大楼天天人挤人,街边的银行、信用社开得像雨后春笋,安保却松得很——没有防弹玻璃,没有联动报警,运钞车就是普通的面包车,连个武装押运的都没有。
城中村更是三不管地带,外来人口来了又走,没人登记,没人核查,藏几个人、藏点东西,神不知鬼不觉。
张书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——抢信用社的钱。
起初这念头只敢在脑子里闪一下,闪完他自己都心里发怵,啐一口暗骂自己是混账。
他不是不懂轻重。年轻时候在老家也听过公审大会,抢劫银行是什么罪名,他清楚。
那是杀头的罪,抓住了就是五花大绑押去刑场,吃枪子儿。
早先在工地再难,他也顶多是拖欠工钱、偷点工地边角料卖,从来没敢碰过这种掉脑袋的买卖,连想也不敢想。
可现实的难处,就像磨盘,一天天在他心上碾。
两万多的外债,像座山压着。老家的爹娘捎信来,说要账的天天堵着他院门骂;大儿子宏超眼看着就到了说亲的年纪,老家规矩,盖房、彩礼、三金,哪一样不要钱?
二儿子宏涛读书不行,早晚也要跟着他出来讨生活,总不能一辈子蹲工地搬砖。
他掰着指头算过,就靠他这个小卖部,一天赚个十块八块,除去吃喝房租,一年攒不下一千块,要还清债,再给儿子们安家,得熬到猴年马月?
因此每次路过这个信用社,看着那鼓鼓囊囊的帆布款包,他心里就有两个声音打架。
一个说:不能碰,碰了就是万劫不复,一家子都要跟着栽进去。
另一个却说:就干一次,算准了时间,摸透了路线,过去抢了就走,神不知鬼不觉。
几万块钱拿回来,债清了,家安了,这辈子都不用再受穷。
夜里躺在硬板床上,他翻来覆去地想,烟抽了一根又一根。王秀芹在旁边睡得沉,呼吸均匀,他却盯着黑糊糊的房梁,一盯就是半宿。
他心里的那个火苗正越压越旺。
有天晚上关了店门,王秀芹收拾完碗筷去里屋看电视了,张书海把两个儿子叫到了柜台后面的小隔间里。
门关严了,灯泡拉得很低,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,歪歪扭扭的。
他摸出烟,给两个儿子各递了一根,自己也点上,抽了两口,开门见山说道:“有个来钱快的活,你们敢不敢干?”
张宏超正低头点烟,听父亲这么问,就抬起头,眼睛也亮了:“来钱快?是啥活?”
张宏涛捏着烟没点,看着他爹,没吭声。
“淮河路那家城市信用社,” 张书海压低声音说,“里面钱不少,安保松。我观察了好一阵了,下午四点多钟人最少,进去控制住人,拿了钱就走,前后超不过十分钟。”
屋里顿时静了下来。
张宏超咽了口唾沫说:“抢银行?爹,那可是杀头的罪!”
“干得利索,就没人知道。” 张书海弹了弹烟灰说,“我没打算找外人。就咱们爷仨。自家人,嘴最严,不会出卖,也不会分赃不均闹矛盾。干完这一票,把债还了,剩下的回老家买地盖房,再也不出来了。”
他看向二儿子:“宏涛,你说呢?”
张宏涛眉头皱着,小声说:“万一被抓了……”
“没有万一。” 张书海打断他,语气里带着家长式的不容置疑,“我都算过了,路线、时间、怎么进、怎么撤,门儿清。只要咱们自己不说,没人能想到是咱们干的。你看村里那么多打工的,警察查得过来吗?”
他顿了顿,又补充道:“就干这一次。干完就收手,以后踏踏实实过日子。”
张宏超率先点了头说:“干!反正穷也是穷着,干成了就翻身了。”
张宏涛见哥哥答应了,爹又看着自己,犹豫了一下,也慢慢点了点头。
那天晚上,小隔间的灯亮到了后半夜。
张书海拿着铅笔,在一张烟盒纸背面画信用社周边的地形图,一条巷子一条巷子地标,讲每个人的站位、动作、撤退的先后顺序。
两个儿子凑在旁边听,偶尔插一句嘴,大多时候是他说,他们听。
窗外的村子早就静了,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。
没人知道,这间不起眼的小平房里,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抢劫团伙,就在这个普通的夜晚,悄无声息地成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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