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十六章：排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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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六早上，赵北川到得比我还早。
他进棚的时候，我刚给绿萝浇完水。他把贝斯从车上搬下来，先看了一眼冰箱门上那张便利贴，说：“每三个月，一起复查。你写的。”
“嗯。”我说。
“行。”他说，“日子有奔头。”
“王哥几点到。”他问。
“十点的飞机。”我说，“落地直接来。”
“成都到北京，还是两千公里。”他说。
“他飞过来的。”我说。
“为了给你排歌。”他说。
“他说，六首歌要上台，他不来听听，不放心。”我说。
十点半，王哥到了。他在门口站了一下，抬头看了看那块牌子：“回声。”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成都那个叫回声堂，这个叫回声。”
他走进来，在录音间里转了一圈，拍了拍墙：“这墙，比回声堂还厚。”
“印刷厂改的。”我说。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墙厚，声音才立得住。”
他看见琴房的门：“那屋是干什么的。”
“琴房。”我说，“她的。”
王哥没再问。他放下包，从包里掏出一袋东西，放在调音台上：“老陈让我带的。玉林路的茶。”
“老陈说，你把歌唱完，再走。这茶，给你泡着喝。”他说。
我接过那袋茶，捏了捏。隔着塑料袋，能摸到茶叶的梗。老陈的账本上，第九行写着“最后一晚”。他说过，这一页，给我留着。
“小满也带了一句话。”王哥说。
“她说，晾衣绳的第二句，长齐了，先唱给她听。”他说。
“还没长齐。”我说。
“她说她知道。”王哥说，“她就是让你记着，有人等着。”
我把茶放好，和iPod、黑皮本子挨着。成都的东西，一样一样，都到北京了。
王哥走到冰箱前，看了一眼那张便利贴，念道：“每三个月，一起复查。”
“嗯。”我说。
“字写得稳。”他说。
“她递的纸，我写的字。”我说。
“两个人的东西。”他说。
上午，我们排歌。六首。
三首老歌先过。补全的那首，赵北川的贝斯在底下托着，稳。第二首，第三首，都是旧谱子，只写着日期，没有名字。赵北川说：“老歌开场，暖得住。”
“那就老歌开场。”我说。
“贝斯，捡回来了。”我说。
“捡回来了。”他说，“琴还等着我。没走远。”
《夏至》放中场。王哥听了一遍，说：“这歌能打。副歌里那个‘人’字，立住了。”
《常来》接在后面。王哥听完，说：“这首，大爷认的名字。”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听歌的人给的。”
“名字是长出来的。”他说。
王哥看了一眼赵北川的贝斯，说：“一把贝斯，一把吉他，一间屋。够了。”
“还有一把琴。”赵北川说，“在琴房。”
“听说了。”王哥说，“大提琴。”
“它等着。”我说。
最后排《天井》。
前奏过完，到副歌前面，四拍，空着。
赵北川停下贝斯：“这四拍，空着。”
“嗯。”我说。
“留给谁的。”他问。
“留给一个人。”我说。
王哥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他听过《天井》的母带。他说过，那口气，是留着给谁喘的。
“现场这四拍，还空吗。”王哥问。
“空。”我说。
“空着好。”他说，“空着，台下的耳朵，才跟着等。”
十一点，她来了。拎着饭盒，还提了一壶热水。
王哥看见她，站了起来。她先开口：“王哥。”
“哎。”王哥应了一声，又说，“总算见着真人了。”
“沈暮老提你。”她说。
“他提你，提得更多。”王哥说。
她把饭盒放在桌上，说：“不知道你口味。做的辣子鸡，成都人，应该吃得惯。”
王哥愣了一下，笑了：“行。这姑娘，会疼人。”
吃饭的时候，王哥问：“演出那天，你来吗。”
“来。”她说，“第一排，中间。”
“老罗说，位置给你留好了。”赵北川说。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他说留第一排，就是第一排。”
“老陈说，那姑娘，坐第一排，听得认真。”王哥说。
“第一排，看得清。”她说。
“看得清什么。”王哥问。
“看得清台上的人。”她说。
王哥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话。
中午，她吃药。周六那格，空着。她就着温水咽下去。
她给我倒了一杯水，放在我手边。王哥看见了，说：“冰水记人。老陈说的规矩，记到北京来了。”
“他嗓子金贵。”她说。
“金贵。”王哥说，“记下了。”
下午，她把热水续上，坐回第一排那把椅子，听我们排。
排到《天井》，四拍空着，她坐在那儿，没说话。我唱到副歌前面，抬头看了一眼第一排。她在那儿，坐得端正。
排完一遍，王哥说：“《天井》压轴。”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压轴。”
“最后一首，留给第一排。”赵北川说。
“留给第一排。”我说。
她坐在第一排，什么都没说。阳光从窗外斜进来，落在她脚边。
“这场，琴上吗。”王哥问。
“不上。”我说。
“四拍，还空着。”她说。
“空着。”我说，“它等别的时候。”
她没接话。
傍晚，王哥收拾东西，说：“明天，棚借我一天。”
“行。”我说。
“北京有个活儿，一支乐队录demo，找不着合适的棚。”他说，“我说，北京有间回声，墙厚。往后有活儿，往这儿打。”
“这句，你上回在电话里说过。”我说。
“这回，我自己带过来了。”他说。
赵北川收贝斯的时候，说：“老罗发消息了。下周四，回响试音。下午三点，先过一遍声。”
“下午三点。”我说。
“嗯。”他说，“试音那天，六首带齐。”
“六首，都在。”我说。
他们走了以后，屋里安静下来。她还在第一排坐着。
我走过去，在她旁边坐下。
“紧张吗。”她问。
“有一点。”我说。
“我也是。”她说。
“你紧张什么。”我问。
“你上台，我坐在台下，比你还紧张。”她说。
我没接话。两个人坐了一会儿。
“琴房的名字，想好一半了。”她说。
“另一半呢。”我说。
“等复查完。”她说，“说好的。”
“说好的。”我说。
她站起来，从帆布袋里拿出那盒黄便利贴，抽出一张，写下四个字：下周四，试音。
贴在调音台边上。
“贴出来，就不怕忘了。”她说。
“试音那天，我陪你去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我说。
她走的时候，天快黑了。她在门口说：“演出那天，我穿蓝的。”
“说好了。”我说。
夜里，我坐在录音间里，翻开黑皮本子。复查日那行字底下，我又添了一行。
六首歌，齐了。
我把王哥带的茶泡了一杯。茶是玉林路的，水是北京的。泡出来的味道，一半成都，一半北京。
调音台边上，那张黄便利贴安安静静地贴着。下周四，试音。
晾衣绳的第二句，还空着。
可六首歌齐了。下周四，试音。
不着急。日子长，歌也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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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进棚的时候，我刚给绿萝浇完水。他把贝斯从车上搬下来，先看了一眼冰箱门上那张便利贴，说：“每三个月，一起复查。你写的。”
“嗯。”我说。
“行。”他说，“日子有奔头。”
“王哥几点到。”他问。
“十点的飞机。”我说，“落地直接来。”
“成都到北京，还是两千公里。”他说。
“他飞过来的。”我说。
“为了给你排歌。”他说。
“他说，六首歌要上台，他不来听听，不放心。”我说。
十点半，王哥到了。他在门口站了一下，抬头看了看那块牌子：“回声。”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成都那个叫回声堂，这个叫回声。”
他走进来，在录音间里转了一圈，拍了拍墙：“这墙，比回声堂还厚。”
“印刷厂改的。”我说。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墙厚，声音才立得住。”
他看见琴房的门：“那屋是干什么的。”
“琴房。”我说，“她的。”
王哥没再问。他放下包，从包里掏出一袋东西，放在调音台上：“老陈让我带的。玉林路的茶。”
“老陈说，你把歌唱完，再走。这茶，给你泡着喝。”他说。
我接过那袋茶，捏了捏。隔着塑料袋，能摸到茶叶的梗。老陈的账本上，第九行写着“最后一晚”。他说过，这一页，给我留着。
“小满也带了一句话。”王哥说。
“她说，晾衣绳的第二句，长齐了，先唱给她听。”他说。
“还没长齐。”我说。
“她说她知道。”王哥说，“她就是让你记着，有人等着。”
我把茶放好，和iPod、黑皮本子挨着。成都的东西，一样一样，都到北京了。
王哥走到冰箱前，看了一眼那张便利贴，念道：“每三个月，一起复查。”
“嗯。”我说。
“字写得稳。”他说。
“她递的纸，我写的字。”我说。
“两个人的东西。”他说。
上午，我们排歌。六首。
三首老歌先过。补全的那首，赵北川的贝斯在底下托着，稳。第二首，第三首，都是旧谱子，只写着日期，没有名字。赵北川说：“老歌开场，暖得住。”
“那就老歌开场。”我说。
“贝斯，捡回来了。”我说。
“捡回来了。”他说，“琴还等着我。没走远。”
《夏至》放中场。王哥听了一遍，说：“这歌能打。副歌里那个‘人’字，立住了。”
《常来》接在后面。王哥听完，说：“这首，大爷认的名字。”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听歌的人给的。”
“名字是长出来的。”他说。
王哥看了一眼赵北川的贝斯，说：“一把贝斯，一把吉他，一间屋。够了。”
“还有一把琴。”赵北川说，“在琴房。”
“听说了。”王哥说，“大提琴。”
“它等着。”我说。
最后排《天井》。
前奏过完，到副歌前面，四拍，空着。
赵北川停下贝斯：“这四拍，空着。”
“嗯。”我说。
“留给谁的。”他问。
“留给一个人。”我说。
王哥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他听过《天井》的母带。他说过，那口气，是留着给谁喘的。
“现场这四拍，还空吗。”王哥问。
“空。”我说。
“空着好。”他说，“空着，台下的耳朵，才跟着等。”
十一点，她来了。拎着饭盒，还提了一壶热水。
王哥看见她，站了起来。她先开口：“王哥。”
“哎。”王哥应了一声，又说，“总算见着真人了。”
“沈暮老提你。”她说。
“他提你，提得更多。”王哥说。
她把饭盒放在桌上，说：“不知道你口味。做的辣子鸡，成都人，应该吃得惯。”
王哥愣了一下，笑了：“行。这姑娘，会疼人。”
吃饭的时候，王哥问：“演出那天，你来吗。”
“来。”她说，“第一排，中间。”
“老罗说，位置给你留好了。”赵北川说。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他说留第一排，就是第一排。”
“老陈说，那姑娘，坐第一排，听得认真。”王哥说。
“第一排，看得清。”她说。
“看得清什么。”王哥问。
“看得清台上的人。”她说。
王哥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话。
中午，她吃药。周六那格，空着。她就着温水咽下去。
她给我倒了一杯水，放在我手边。王哥看见了，说：“冰水记人。老陈说的规矩，记到北京来了。”
“他嗓子金贵。”她说。
“金贵。”王哥说，“记下了。”
下午，她把热水续上，坐回第一排那把椅子，听我们排。
排到《天井》，四拍空着，她坐在那儿，没说话。我唱到副歌前面，抬头看了一眼第一排。她在那儿，坐得端正。
排完一遍，王哥说：“《天井》压轴。”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压轴。”
“最后一首，留给第一排。”赵北川说。
“留给第一排。”我说。
她坐在第一排，什么都没说。阳光从窗外斜进来，落在她脚边。
“这场，琴上吗。”王哥问。
“不上。”我说。
“四拍，还空着。”她说。
“空着。”我说，“它等别的时候。”
她没接话。
傍晚，王哥收拾东西，说：“明天，棚借我一天。”
“行。”我说。
“北京有个活儿，一支乐队录demo，找不着合适的棚。”他说，“我说，北京有间回声，墙厚。往后有活儿，往这儿打。”
“这句，你上回在电话里说过。”我说。
“这回，我自己带过来了。”他说。
赵北川收贝斯的时候，说：“老罗发消息了。下周四，回响试音。下午三点，先过一遍声。”
“下午三点。”我说。
“嗯。”他说，“试音那天，六首带齐。”
“六首，都在。”我说。
他们走了以后，屋里安静下来。她还在第一排坐着。
我走过去，在她旁边坐下。
“紧张吗。”她问。
“有一点。”我说。
“我也是。”她说。
“你紧张什么。”我问。
“你上台，我坐在台下，比你还紧张。”她说。
我没接话。两个人坐了一会儿。
“琴房的名字，想好一半了。”她说。
“另一半呢。”我说。
“等复查完。”她说，“说好的。”
“说好的。”我说。
她站起来，从帆布袋里拿出那盒黄便利贴，抽出一张，写下四个字：下周四，试音。
贴在调音台边上。
“贴出来，就不怕忘了。”她说。
“试音那天，我陪你去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我说。
她走的时候，天快黑了。她在门口说：“演出那天，我穿蓝的。”
“说好了。”我说。
夜里，我坐在录音间里，翻开黑皮本子。复查日那行字底下，我又添了一行。
六首歌，齐了。
我把王哥带的茶泡了一杯。茶是玉林路的，水是北京的。泡出来的味道，一半成都，一半北京。
调音台边上，那张黄便利贴安安静静地贴着。下周四，试音。
晾衣绳的第二句，还空着。
可六首歌齐了。下周四，试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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