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3章：开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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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排长，我最近在想一件事。“薛朗端着茶杯说。
“嗯。“
“我在想，要不要把自己在边防这几年的经历写成一本长篇。不是之前那种短篇集和书信体，就是老老实实地把整个经过从头写到尾。“
钟启东看了他一眼，没有马上回答。他拿起茶壶把两人的杯子续满了，放下茶壶的时候说：“你从雪窝里站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，你写。你第一次开枪的时候心跳多快，你写。胜豪趴在马背上你背他回哨所那段路怎么走的，你写。写完了就是长篇。“
薛朗握着温热的茶杯点了点头。他刚来红其拉普那年以为自己要写的是《红高粱》那样借来的故事，后来写了六人像，写了信，写了三代人，现在终于要写自己了。不是写小说里虚构的那个“新兵“，而是写下薛朗这个名字在帕米尔上踩过的每一串脚印。他端着茶杯看着花圃里被杏花染了色的郁金香，想着那本长篇的标题可以用最简单的一个字——在他刚到哨所那年在笔记本扉页写下过，后来被划掉了又重写过很多次的字，但始终没有真正用过。那个字就是“雪“。从雪开始，也在雪里找到落脚点。
“那就写吧。“薛朗说了一句像是回答排长也像是回答自己的话。
钟启东端起杯子跟他碰了一下，搪瓷杯沿相碰发出清脆的一声响，跟当年在值班室碰杯的声音一模一样。薛朗把杯沿贴了贴嘴唇，热茶的温度隔着瓷壁渗进来，跟五年前那个雪夜里接过第一碗热汤时的温度叠在了一起。
回去之后薛朗没有马上动笔。他花了半个月时间做准备工作——把五年的笔记本从头翻了一遍，按时间线梳理出主要事件的顺序；给郭胜豪打了电话确认几个记忆模糊的日期；给哨所写信问王宗汉某年冬天煤的消耗量（他说“谁记得那玩意儿，你按每年十吨写行了“）。他把所有材料摊在桌面上，编年表列了三页稿纸，该问的细节都问到了，该查的日期都核对过了。
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，他坐在书桌前正式开了头。第一句话他想了很久，最终决定用最简单的那种：“红其拉普的雪从十月开始落，到次年四月才化。“他在那个句号后面停了一下，看着那行墨迹在纸上慢慢干透。然后他接着往下写，手速不快不慢，把第一个哨所的冬天在纸页上铺开来。煤油灯的光、炉火的温度、第一碗热汤在喉咙里留下的暖意、窗外风雪的嘶鸣。那些场景他不用费力回忆，笔尖碰到纸面的时候它们就自己浮出来了，像冻了很久的河在春天开了口子，水沿着裂开的冰缝往低处流。
他每天写两千字左右，用了一个星期完成了第一章。写完之后他通读了一遍，在结尾处做了些微调，把一些过于细碎的描写删掉了，留白给读者想象。他把第一章的稿纸钉好放在桌角，翻开新一页准备写第二章的时候，忽然意识到一件从未认真想过的事——他开始写的这本书，也许是他所有书里最直接的一本。前面几本都借了信、人物小传和代际结构来做文章，而这一本谁都不借，就他自己端坐在纸页中间，把五年的事情一句一句地说出来。那种赤裸感让他在提笔的时候多迟疑了一瞬，但他还是让笔落了下去。因为那些事情是他自己的，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把它们写出来，别人替不了他。
五月薛朗收到了两封信。一封来自阿克苏，郭胜豪说他今年秋天可能会调到喀什来，“塔县那边有个岗位空出来了，我报了名，如果调成了离你就近了“。薛朗回信说“那你赶紧调过来，离近了什么都好办“。
另一封信是刘建军寄来的，说哨所的沙柳今年春天发了特别多的新芽，“王副排长说是你寄的那包有机肥管用了，我数了数，新枝比去年多了十几条“。信的末尾他说：“薛朗同志，我把我爸当年在哨所的照片翻出来看了，跟书里写的张德山好像是同一年代的人。他们大概一起走过山口。想到我跟我爸在不同的时间走同一条路，就觉得时间没有隔开什么。“
薛朗把信看完之后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。五月喀什的风已经转暖了，院里的月季开得正盛，红黄白的花簇从篱笆里伸出来探到人行道上。他看着那些在风里微微晃动的花朵，忽然想起一个词：接续。刘建军接了他父亲的边防，郭胜豪接了排长的脚步，他自己接了写作的笔。接续不是复制，是把上一段的线头捻细了穿进下一段的针眼里，织出来的布跟原来的纹路不同，但连着同一根线。
那天下午他坐在书桌前写《雪》的第三章。这一章他写的是第二年春天——融雪、草芽、野蔷薇开花、郭胜豪中弹后在医务室里躺着的那段时间。他写郭胜豪靠在病床上往窗外望雪山的样子，写护士端着粥进来时那孩子先看粥再看护士再看窗外的顺序。写到这里他搁了笔，抬头望了一眼窗台上的吊兰，藤蔓又垂了一段下来，末梢的卷须快触到地板了。他没有去管它，让它继续垂着。
当晚他接到了郭胜豪的电话。那边声音隔着线路传过来的时候有些杂音，但“朗哥“两个字还是清楚的。“调令下来了，八月去喀什报到。到时候我就可以常去看排长的花了。“
薛朗握着话筒说：“八月好。喀什的八月热，正好吃西瓜。“
“那朗哥你准备好西瓜等我。“
“准备好。“薛朗笑了一声，“你来了我给你接风。“
挂了电话之后薛朗在桌边坐了一会儿，把刚才电话里的对话在心里过了一遍。郭胜豪要来喀什了，这意味着从今年秋天开始，他在这座城市里将多一个可以随时见面的人。不用再隔几百公里等班车和信件，不用再计算探亲假的天数和车次的时刻表。他在桌边坐了一会儿，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，在地板上铺了一道细细的白线。那道白线安静地停在砖面上，像一张拉直的、新的地图上的国境线，把夜晚分成了亮和暗的两边。但薛朗站在亮的那边，手里还握着温热的茶杯。
他在心里给那本还没写完的长篇想好了最后一段话的大致方向：“后来我在很多地方住过，但红其拉普的山口始终在我脑海里保持着同一个轮廓。它不是回忆，是一种方向。不管我走到哪里，只要想起那道山脊线，就知道面朝哪边站着才是正的。“他还没有把这段话落笔到纸上，因为它属于结尾，而他现在才写到第三章。但他知道它会在某个地方等着他，像那棵胡杨树每个秋天都在同一片洼地里变黄一样，等他走完那些章节，自然就站在它面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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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嗯。“
“我在想，要不要把自己在边防这几年的经历写成一本长篇。不是之前那种短篇集和书信体，就是老老实实地把整个经过从头写到尾。“
钟启东看了他一眼，没有马上回答。他拿起茶壶把两人的杯子续满了，放下茶壶的时候说：“你从雪窝里站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，你写。你第一次开枪的时候心跳多快，你写。胜豪趴在马背上你背他回哨所那段路怎么走的，你写。写完了就是长篇。“
薛朗握着温热的茶杯点了点头。他刚来红其拉普那年以为自己要写的是《红高粱》那样借来的故事，后来写了六人像，写了信，写了三代人，现在终于要写自己了。不是写小说里虚构的那个“新兵“，而是写下薛朗这个名字在帕米尔上踩过的每一串脚印。他端着茶杯看着花圃里被杏花染了色的郁金香，想着那本长篇的标题可以用最简单的一个字——在他刚到哨所那年在笔记本扉页写下过，后来被划掉了又重写过很多次的字，但始终没有真正用过。那个字就是“雪“。从雪开始，也在雪里找到落脚点。
“那就写吧。“薛朗说了一句像是回答排长也像是回答自己的话。
钟启东端起杯子跟他碰了一下，搪瓷杯沿相碰发出清脆的一声响，跟当年在值班室碰杯的声音一模一样。薛朗把杯沿贴了贴嘴唇，热茶的温度隔着瓷壁渗进来，跟五年前那个雪夜里接过第一碗热汤时的温度叠在了一起。
回去之后薛朗没有马上动笔。他花了半个月时间做准备工作——把五年的笔记本从头翻了一遍，按时间线梳理出主要事件的顺序；给郭胜豪打了电话确认几个记忆模糊的日期；给哨所写信问王宗汉某年冬天煤的消耗量（他说“谁记得那玩意儿，你按每年十吨写行了“）。他把所有材料摊在桌面上，编年表列了三页稿纸，该问的细节都问到了，该查的日期都核对过了。
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，他坐在书桌前正式开了头。第一句话他想了很久，最终决定用最简单的那种：“红其拉普的雪从十月开始落，到次年四月才化。“他在那个句号后面停了一下，看着那行墨迹在纸上慢慢干透。然后他接着往下写，手速不快不慢，把第一个哨所的冬天在纸页上铺开来。煤油灯的光、炉火的温度、第一碗热汤在喉咙里留下的暖意、窗外风雪的嘶鸣。那些场景他不用费力回忆，笔尖碰到纸面的时候它们就自己浮出来了，像冻了很久的河在春天开了口子，水沿着裂开的冰缝往低处流。
他每天写两千字左右，用了一个星期完成了第一章。写完之后他通读了一遍，在结尾处做了些微调，把一些过于细碎的描写删掉了，留白给读者想象。他把第一章的稿纸钉好放在桌角，翻开新一页准备写第二章的时候，忽然意识到一件从未认真想过的事——他开始写的这本书，也许是他所有书里最直接的一本。前面几本都借了信、人物小传和代际结构来做文章，而这一本谁都不借，就他自己端坐在纸页中间，把五年的事情一句一句地说出来。那种赤裸感让他在提笔的时候多迟疑了一瞬，但他还是让笔落了下去。因为那些事情是他自己的，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把它们写出来，别人替不了他。
五月薛朗收到了两封信。一封来自阿克苏，郭胜豪说他今年秋天可能会调到喀什来，“塔县那边有个岗位空出来了，我报了名，如果调成了离你就近了“。薛朗回信说“那你赶紧调过来，离近了什么都好办“。
另一封信是刘建军寄来的，说哨所的沙柳今年春天发了特别多的新芽，“王副排长说是你寄的那包有机肥管用了，我数了数，新枝比去年多了十几条“。信的末尾他说：“薛朗同志，我把我爸当年在哨所的照片翻出来看了，跟书里写的张德山好像是同一年代的人。他们大概一起走过山口。想到我跟我爸在不同的时间走同一条路，就觉得时间没有隔开什么。“
薛朗把信看完之后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。五月喀什的风已经转暖了，院里的月季开得正盛，红黄白的花簇从篱笆里伸出来探到人行道上。他看着那些在风里微微晃动的花朵，忽然想起一个词：接续。刘建军接了他父亲的边防，郭胜豪接了排长的脚步，他自己接了写作的笔。接续不是复制，是把上一段的线头捻细了穿进下一段的针眼里，织出来的布跟原来的纹路不同，但连着同一根线。
那天下午他坐在书桌前写《雪》的第三章。这一章他写的是第二年春天——融雪、草芽、野蔷薇开花、郭胜豪中弹后在医务室里躺着的那段时间。他写郭胜豪靠在病床上往窗外望雪山的样子，写护士端着粥进来时那孩子先看粥再看护士再看窗外的顺序。写到这里他搁了笔，抬头望了一眼窗台上的吊兰，藤蔓又垂了一段下来，末梢的卷须快触到地板了。他没有去管它，让它继续垂着。
当晚他接到了郭胜豪的电话。那边声音隔着线路传过来的时候有些杂音，但“朗哥“两个字还是清楚的。“调令下来了，八月去喀什报到。到时候我就可以常去看排长的花了。“
薛朗握着话筒说：“八月好。喀什的八月热，正好吃西瓜。“
“那朗哥你准备好西瓜等我。“
“准备好。“薛朗笑了一声，“你来了我给你接风。“
挂了电话之后薛朗在桌边坐了一会儿，把刚才电话里的对话在心里过了一遍。郭胜豪要来喀什了，这意味着从今年秋天开始，他在这座城市里将多一个可以随时见面的人。不用再隔几百公里等班车和信件，不用再计算探亲假的天数和车次的时刻表。他在桌边坐了一会儿，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，在地板上铺了一道细细的白线。那道白线安静地停在砖面上，像一张拉直的、新的地图上的国境线，把夜晚分成了亮和暗的两边。但薛朗站在亮的那边，手里还握着温热的茶杯。
他在心里给那本还没写完的长篇想好了最后一段话的大致方向：“后来我在很多地方住过，但红其拉普的山口始终在我脑海里保持着同一个轮廓。它不是回忆，是一种方向。不管我走到哪里，只要想起那道山脊线，就知道面朝哪边站着才是正的。“他还没有把这段话落笔到纸上，因为它属于结尾，而他现在才写到第三章。但他知道它会在某个地方等着他，像那棵胡杨树每个秋天都在同一片洼地里变黄一样，等他走完那些章节，自然就站在它面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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